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办不成事的人，甚至这个人是一个社会底层人，没有什么本事，毛病却有一大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？
鲁迅的小说中出现了阿Q的形象，简直就是底层劳动人民的活化石，有着底层劳动人民身上诸多的毛病，却并不是真实的人。阿Q可以算作世界文学文化长廊中典型的人物。算是鲁迅“杂取种种人，合成一个”的文学典型。既然是文学典型，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，不是生活中的真人，很可能把生活中很多人的缺点和毛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而这个人就是作家塑造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。这样的人物形象有着一定的伟大意义，并不仅仅只是逗人们乐，也不仅仅为了再现以前的时代和人物，而是让人们通过这个人物看到当时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劣根性，也就是挖掘到人性的深度，同时通过人性的被压抑来展现当时时代的状况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，也很容易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。阿Q种种的表现能够体现底层农民身上的劣根性，也能体现当时时代的风貌。看似是一个搞笑的人物，其实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，并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塑造的，也不是一般读者能够完全解读的。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中有“我”的形象。“我”并不等于鲁迅自己，而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小说人物。其中“我”既是旁观者，又是事情的参与和记录者，还产生了“我”和闰土的对比，既有童年时期的对比，又有中年的对比，在对比中凸显了底层农民困难的根源，也体现了农民被封建礼教毒害，被兵、官、匪、乡绅、地主压榨的现实。
看似“我”的存在无关紧要，其实有着很大的作用，起码从叙事角度来说，可以采用第三者的角度叙述，具有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，比较自由，可以随便跳入跳出。因为“我”既是小说中的人物，可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，可以在小说内部扮演一定的角色，又可以跳出事外，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记述某些人和事，简直是无所不能，但这种无所不能是叙述的自由，而不是真的无所不能。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有一个“我”，《沉沦》中的“我”简直有些龌龊，但那是时代压抑的结果，反衬了当时时代的堕落与丑陋。倘若按照正常人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作品中的“我”大多办不成什么事儿，而只是采用知识分子的态度来应对社会变故，应对社会上的人和事，最终一事无成，却只是喊着悲哀，而且看到人性的压抑和承诺。作家创作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形象融入到小说中，会在小说中创造一个和自己类似的形象， 寄予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文理想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有曹雪芹的影子，一事无成，不但科举考试不行，而且很多事情放刁耍赖，和女儿们在一起厮混，还说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”。正是这种有违常规的言语和行为具有了反封建的特性，但曹雪芹并不知道什么叫反封建，贾宝玉也不知道，只是反对当时的社会习俗，反对大家族的规矩，当然显得比较刁钻，有违常规。但他的身份在那里摆着，又可以被很多人容忍，最终出家为僧。
马原的《虚构》中也有一个“我”，到麻风病人的村子转了一圈，有着一定的奇特经历，却仍然没有办成什么事，但他在这个村子里转了一圈，能活着出来，而且没有染病，就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。莫言的《蛙》中有一个“我”，既是很多事件的参与者，又是旁观者，还是记录者。小说记录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姑姑的一生，当然“我”受到了巨大的伤害。这些小说中的“我”似乎根本办不成事，只是有着作家的影子，做了忠实的记录，写了底层劳动者无力改变的现状。“我”的作用其实是巨大的，并不在于办成什么事儿，而在于记录本身，哪怕什么事都没办，只是采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记述一件事，也算是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，起码让人们看到了更多事件发展的可能。他们往往是现实中的失败者，总是有着性格方面的缺陷。越是这样，作家写起来越能够发掘他们身上诸种可能，也越能够把他们的形象塑造得丰满，让人们感觉到立体，而不是平面的单薄。人们常说，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。写成功者很容易，而写失败者就不太容易，其实写失败者是很容易的，因为失败者身上有诸多悲剧因素，有很多发展的可能，当作家把这些可能还原出来，那么失败者就会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怜悯，进而产生悲剧效应，更能够持久地打动人心。
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经常办不成事的人就是一面镜子，既可以映照出作家的理想，也可以映照出读者的心态。很多人读同样一部作品，会产生不同的感触。读《水浒传》，有人喜欢宋江，有人喜欢李逵，有人喜欢林冲，有人喜欢鲁智深，有人喜欢卢俊义，有人喜欢燕青。侧重点不同，经历不同，感悟也不同。而文学作品中办不成事的人算是一种文学形象，并非可有可无，而是一面镜子，可以映照出读者的心态。读者可以喜欢，也可以不喜欢。但不管喜欢与不喜欢，这面镜子都在那里，随时等待人们去映照自己，似乎可以在镜子里照出自己的楚楚衣冠，照出自己的灵魂。有人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，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办不成事的人身上，看到自己的性格，看到自己的经历，看到自己的喜悦，看到自己的悲哀。很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塑造了那些办不成事的人，而且把这些人当成了一面铸造人心的镜子，会让很多人获得同感，也就是很多读者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，当然觉得这样的作品是最好的。
看来，文学作品中出现经常办不成事的人是正常的，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超功利的，而这些人活在世上也是超功利的，已经成了铸造人心的镜子。似乎人生也是超功利的，只不过人们赋予了人生以各种功利意义而已。文学已经揭示了人生的超功利意义，其中办不成事的人似乎在游戏人生，已经超越功利意义，在思考，在选择，在直面人生的无奈与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