隆重与否，常于命名与仪式。 麦淑萍的《蒲蛰龙传》有些例外，不事隆重，亦欠“仪式”，许是秉承蒲蛰龙那代人的风格。她就近于水善坊的小餐馆，简朴如内山完造的书店，仅为书存在。
水善坊藏在六楼，颇有些年份，仅做街坊生意，几位生于民国30年代的老先生，应邀而来。论年龄与影响，他们是广东文艺界前十的老前辈，蒲蛰龙先生，生于1911年，是老前辈们的前辈。加上年轻的责编，这天正午，水善坊四代同堂，简朴反而显得隆重。
从窗口望去，大沙头，红云路，鲁迅故居，民国风习。也许百年之前，鲁迅曾经从这里走过。
这是纯粹纪念的仪式。纪念一个不凡的人生，为他落成一块碑石。麦淑萍以她绝不张扬甚至羞涩的方式，向老先生们，传达了蒲蛰龙传的消息。在中国，科学家即使荣至院士，生平也少入文学，立言立传。我知道蒲蛰龙，是因为他在60年代初，主编《海南岛的动植物》，那是我知青时代的窝棚书，原始森林的生存向导。当年无意间在腰子收购站，花三毛钱收来。
闻悉麦淑萍在写《蒲蛰龙传》，出于青年时代的地缘启蒙，从蒲老的书里，看见了海南岛神秘所致的伟大，决意于出版时，说说阅读心得，追忆那时海南。
大凡书写“留白”，其艰辛耗尽平生。麦淑萍在《自序》中写道，因为1985年父亲的嘱咐：他们“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关爱照顾”。1993年，她“有点唐突地对他说，蒲伯伯，我想写一本你的传记”。40年的夙愿，在水善坊，画成一个句号。这是麦淑萍半生的知识积蓄，以一个贤淑的女儿视角，写情同父女的识见，写如父亲一般老科学家的精神风骨。她理喻至深，无需评说。
我们很少能读到这种视角下的人物传记，不是女儿胜于女儿，没有血缘却血浓于水，其特殊的伦理、隐秘的情愫，洇染在字里行间。她从第三人称的传记书写，间离出一个与传主共生的时间与空间，这个无意的视角关系，用黄树森先生的话说，是“奇点”。
自徐迟的传记文学以降，科学家传记总量占比约为12%，且头部效应明显：杨振宁、屠呦呦等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占据了科学家传记总销量的63%。书写也呈刻板化趋势：78%的样本遵循“苦难—奋斗—成功”的模式（依据2021年北师大中国传记出版研究数据）。当然，也有少数新锐尝试：王立铭的《生命是什么》，化合了科研手记与人生哲思。
麦淑萍拥有父辈世交、先天素材及独特视角，优渥的写作资源，笔下流出的，自然是鲜乳和血。读者在麦淑萍的亲情讲述中，感知传主卓越的生存之道。这种透视式的共情效果，会将繁冗的科研细节，在情绪描述中，融化为诗意的阅读。在虫的大千世界里，蒲蛰龙是一个忘情于弓弦的小提琴手，自己为自己，提拉从少年到老年的提琴曲：《圣母颂》。读者也许会记住，蒲蛰龙的自诩：“如果我不是搞昆虫研究，我拉小提琴不比他差”。他，指的是马思聪。
他的昆虫，就是他的音乐，他的提琴。这就是麦淑萍为《蒲蛰龙传》锚定的主题旋律。
由此，自然须简略回溯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。
中国的传记文学，自《史记》发轫，而至盛唐，至为双峰。其黄金时代有诸多成因：大致是因官方修史的需求，如汉武帝设立太史令；纸张的普及，促进了文本的传播，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；士族门阀制度，催生了人物品评的风气，如《人物志》的九品论人体系。
20世纪30年代新传记运动的兴起：前有梁启超的《李鸿章传》，胡适《四十自述》；后有商务印书馆“新中学文库”，系统引进了斯特拉奇的《维多利亚名人传》。胡适更是提出“传记文学解放”的理念，推动了文体的革新。在战争背景下，英雄叙事，成为战鼓和传单，如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。
徐迟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开创了为科学家正名的先例。丘成桐《我的几何人生》，探索数学与文化的联系；王贻芳《探索的历程》，反思了大型科学工程的伦理。而《清华科学史讲堂》系列，则通过口述史保存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记忆；B站的《我的牛顿教练》，则用动漫形式，重新塑形科学史人物。
这条线形描述，其中有一袭不经意的虚线：即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，胡适心中的“罪己”，以及丘成桐等的自诉……它们联袂而成虚线。
麦淑萍在这条虚线上，找到某个点，并改造这个点。她有幸拾得别人所无的视角，使向来过于骨感的科学家传，在写实的白描中，充满情同初恋的羞涩与敬仰所由的缅怀。是她，令不曾做过父亲的蒲蛰龙，拥有了父亲的情怀，并以此笼罩他的科学探险。从而呈现了教材或革命叙事中罕见的形象。这里，文学中不易觉察的性别叙事，如触须般，让公开的言说，有了沉浸式的隐秘体验。作者因此实现了，将蒲蛰龙从枯燥的实验室，皈依伊甸园的文学企图。
在麦淑萍的视野里，书斋与泥淖是一体的。人们总将“科学家”三字镀金，却无知实验室的玻璃器皿，曾经盛满绝望的血汗。蒲蛰龙带着学生钻湘西深山，与柞蚕同眠，与毒虫为伍，蓬头垢面如野人。终于让澳洲瓢虫在岭南扎根，让孟氏隐唇瓢虫成了治虫利器。
她的笔下，一位科学探险者，竟然拉得一手好提琴。音乐厅里弓弦颤抖，实验室虫翅煽动，两副心情，相逢一处。科学求真，音乐追美，真与美通流。首届羊城音乐花会上，他执琴而立，是罗伯特的《小夜曲》。魏晋风骨早绝，可是，不肯摧眉折腰的倔强，从颤动的指间，漏泄了轰隆的遗响。
1997年的病榻，蒲蛰龙还在惦记松林害虫。临终前与同行泰斗相会，恍若老树最后的对话。卓越的学者当然是星辰，而星光当是亿万光年的残照。真正的光，是他在大沙公社点燃的那把火——用综合防治，让农药的毒雾淡去三分。
如今书册虽成，墨色依稀可见，是虫翅振动的痕迹。
蒲蛰龙一生匍匐大地，却把脊梁隆起为山脊。他的传记情节，并无步步惊心，唯有显微镜下世事大千，森林田野足印深陷。他的小提琴盒里，应该有半片枯叶，是某次野外考察时，随手插入的标本，它终成作者的路标。
是麦淑萍，把蒲蛰龙这把干硬刺手的荆棘，雕刻成同样干硬的史诗。
我想，作者颤抖的笔尖，触碰到蒲蛰龙泛黄的手稿时，压迫她的，是整个时代的重量？那些沉睡在档案馆里的标本记录、被岁月啃噬成碎片的工作日志，都在向书写者发出无声的呓语。怎样在记忆荒漠与文化断层里，打捞出殉道者的灵魂？
面对灵魂的每笔书写，都像极了修道者举着烛台，在幽暗的甬道里弯转，丝缕烛光，和每粒尘埃一起，都在诉说被遗忘的疼痛。读《蒲蛰龙传》，同时也在读取，一位作家40年的坚持。
为逝去的人写传，无异于在遗忘的沼泽中打捞星光，指尖在故纸堆里剔出鲜血，分出年代的封土，从衰草里辨认人的行脚。在岭南潮湿的梅雨季节，她翻检蒲蛰龙1952年用俄文批注的赤眼蜂图谱时，发霉的纸页正化作齑粉；麦淑萍以儿女之心，思绪随传主穿越半个中国，寻找他在湘西与海南的柞蚕基地，但见当年茅草披盖的实验室，已无踪影，这种精神凌迟，远比虚构的悲壮更为锋利。可正是这些刺痛，让文字获得了土地的质感，书中那些被蚊虫咬肿的眼睑、被毒蜂蜇烂的手臂、被运动碾碎的研究计划，都在提醒：每个科学数据背后，都站着血肉模糊的普罗米修斯。